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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文化与民间借贷危机(三)

时间:2015-09-08
——温州文化之生意 温州文化之生意
1.  温州人的法律意识
温州人认为法律法规制定的出发点是利于管理,而不是主持公道。相比对江湖规矩的看重,对法律缺乏足够的尊重。
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可以做的。温州人缺少“摸着石头过河”的谨慎,拥有“敢为天下先”的胆识。
法律禁止的,大家都在做就没事。“法不责众”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温州许多乡镇,70%以上的房子都是证件不齐的违章建筑,坐等整体规划时拆迁赔偿。
官员“吃好处”是应该的,只要能办事情。温州人认为行贿受贿合情合理,在各领域广泛应用。“违章建筑”面对强拆,送礼送到位,扒几片砖,照张相回去交差。没送到位,用挖掘机捣毁承重柱,整栋房子重盖。
温州人不怕“秋后算账”,花钱便能消灾。政客出事,通常迅雷不及掩耳已被双规,对手欲将其置于死地;生意人犯案,总是不断被谈话,那是令其“尽快弥补”和“付感谢费”的过程,没有人对将其绳之以法感兴趣。温州人对案件轻重的衡量标准,不是“要判几年”,而是“要花多少钱摆平”。
有了上述认识,温州人就放开了招呼吧。
 
2.  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之前提到过语言不通和交通闭塞,让温州人受到的“思想教育”不够深刻。面对改革开放,没有思想束缚。
温州“七山二水一分田”。一穷二白的温州人,不用考虑机会成本。
温州人顺理成章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3.  迈出第一步
温州企业家在改革开放初期便意识到销售的重要性,将利润的大头留给业务员。80年代,温州人把做生意叫做“接业务”。激励机制与财富效应,让大批温州人走向全国各地,订单源源不断地飞向温州。
第一代走出去的温州人,饱受创业的艰辛,酸甜苦辣个中滋味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
温州人的普通话。老乡们刚出来的时候,普通话就是外语,时常闹出被人踩一脚还要说谢谢的笑话。那年,表叔和父亲去拜访客户,表叔介绍:“我姓余,多余的余;他姓王,王八蛋的王。”
温州的交通状况。通往温州的是一条死胡同,温州是胡同的尽头。要想从温州走出去,走陆路要坐火车或汽车先到金华、杭州、上海,走海路要坐大轮船先到上海,80年代,这段路需要一天一夜。再到最终的目的地,往往还需要三四天的时间。最初的时光,为了省下一张车票钱,当硬座车厢只留应急灯的时候,父辈们因为需要抱着孩子而不能入睡;大轮船的四等、五等舱在甲板的下面,四等舱可以看到海浪拍打在封闭的窗户上,五等舱只有微弱的灯光,克服晕船最好的办法是到甲板上吹吹海风。
向第一代走出去的温州人致敬!
 
4.  万元户的诞生
一位做低压电器生意的长辈讲述了他的第一桶金。80年代初,东借西凑几百块钱,背着一麻袋咸鱼出来闯世界(咸鱼是用来送礼的)。到了目标城市,拜访各个企业,希望能够拿到订单。两个月过去了,只有一家企业的一个办事员愿意和他多说两句,心灰意冷之下将所带咸鱼全部送给此办事员。物资奇缺的改革开放初期,一麻袋咸鱼换来了大订单,令其一把成为“万元户”。
你不会想到温州人最初用来行贿的是咸鱼,更不会想到那个时代没学历的大老粗,懂得跟踪目标客户,摸清家门后送礼上门。
 
5.  最初的拆借与杠杆
有限的成本与上不封顶的收益空间。以代理低压电器为例,成本为设立门市部并购置样货,以及预留流动资金,接下来就可以“跑业务”了,而能够拿到的订单不存在上限。简而言之,只要“会做生意”,“投入产出比”可以极高。那个时代,经常上演“赚大钱”、“大翻身”的神话,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温州人带着“赚大钱”的美好憧憬,筹措出去闯世界的“可估算成本”。家人齐心协力,亲戚、朋友互相支持,凑足本钱,带着家人的期盼扬帆起航。
以小搏大、负债经营是传统。
 
6.  销售网络的建立
财富效应和帮带文化,让越来越多的温州人走出去。以经营小商品和代理低压电器为代表的销售渠道迅速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各个城市开始冒出小商品城,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代理低压电器的门市部遍布大街小巷。90年代外贸兴起后,销售网络迅速向全球蔓延。
温州人一开始租铺面,小本经营,积累一些财富之后,遇到售价合理的机会,开始购买铺面。再后来,招商引资,开发小商品城,一条龙自己全干了。
强大的销售网络,为温州本土企业带来了充沛订单,同时也让各地资金汹涌澎湃地流向温州。
 
7.  本土企业的迅猛发展
在充沛订单的支持下,温州企业从假冒伪劣,到自主品牌,再到知名品牌,规模从小作坊,到规模企业,再到集团公司。形成了以乐清柳市为代表的电器城,和以龙湾瑞安为代表的服装加工区。诞生了正泰、德力西、人民电器、华仪电气等集团公司,创造了森马、奥康、报喜鸟、红蜻蜓等知名品牌。
 
8.  企业家的成长历程
一个儿时的玩伴,他的成长历程非常具有代表性。在文中就称其“张老板”吧。
1997年初中毕业,随后上了三年汽修学校。这一阶段:“年龄还小,再玩两年。”
2000年,汽修学校毕业,拿到驾照。全面接管家里作坊式服装加工厂,管着二三十个工人。自家独栋房子便是厂房,在商场开店的二哥就是客户,在政府机关任职的大哥为其提供一些便利。这一阶段的“张老板”起早贪黑,每年赚几十万辛苦钱。
2004年,鸟枪换炮。哥仨团结一致,举全家之力办水洗厂(市面上各种颜色效果的牛仔裤,都是水洗厂洗出来的)。以低成本就近租厂房,购置二手机器,业务发展很快,工人数超百,“张老板”每年分红达到百万级别。
水洗厂属于高污染企业,环保部门勒令关门。当监管部门带大队人马前来查封时,“张老板”携全体员工严阵以待,要往门上贴封条,您随便,要想动设备,就和你来个鱼死网破。监管人员走后,撕掉封条继续开工,另一方面想尽一切办法找关系送好处。最后和监管部门达成默契,只要没人举报就当不知道,若被举报,我来贴封条,你送感谢费。
在与监管部门的对抗中,“张老板”混成了银行系统黑户。面对巨额罚单,法人代表“张老板”选择拒缴,随后公司账户、个人账户均被监控,只要账面有钱,立马冻结。资金往来要么现金交易,要么汇往老婆、兄弟个人账户。时至今日,张老板钱包里依然没有一张银行卡,吃鱼刺、喝豆浆都是现金支付。
2008年,游击队转正规军。重新注册公司,花1000多万买地皮建厂房,处理污水,拿到环保牌照,成为合法合规的模范企业。工人数超过500,营业额已是大几千万,利润总额超千万。
“张老板”成长的烦恼。买地皮时,经历了艰难融资的洗礼;银行贷款到期,找过老高借款过桥;新厂落户,地方大哥过来关照,指定厂房修建的基建队伍与沙石等材料供应商;工商、税务、环保、消防、地方政府、派出所,各机构随时前来指导工作;最近又赶上人工成本大涨。规模大了,但利润率远不如从前。
 
9.  民间金融体系的形成
大量资金从全国各地流向温州,本土企业蓬勃发展,这片土地汇聚了雄厚的民间资本。民间资本寻找出口的过程就是民间金融体系形成的过程。
民间资本的出口无外乎两个方向:投资与借贷。遇到好项目就投资,暂时没项目就拆借给有项目的人。举例说明:
  1. A有一个房地产项目机会,投资金额1亿。找来合作伙伴B、C、D、E、F,商议后B、C、D认可项目,E、F退出。
  2. 参与者认股。A作为牵头人认股40%,B、C、D分别认股20%。对应投资金额:4000万/2000万/2000万/2000万。(实际情况多数为分批到账)
  3. A作为项目牵头人及具体操作人,其身份类似于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经理,为受托人,B、C、D为委托人,A承担信托责任。
  4. 各自融资。在规定时间内,项目投资人需要融到对应的投资金额。投资款项构成:自有资金、拆借资金(拆借对象:个人、担保公司、贷款公司等)、亲友投资入股(自己代持,股权再次拆分)。
  5. 到时间没能备足资金的投资人,个人信誉会受到极大损失。为了不影响项目进度,牵头人A需要兜底,要么提高持股比例,要么另找投资人补足空缺。
  6. A、B、C、D就此项目成立股份公司。但实际情况更像有限合伙企业,牵头人A需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类似于普通合伙人,B、C、D则为有限合伙人。
从中可以看到:银行、信托、有限合伙企业、资产管理业务。
 
10.  民间金融让温州人如虎添翼
发达的民间金融体系让温州人“聚拢资金办大事”,加上机动灵活的天性,温州民间资本如同一艘“轻盈的巨舰”在煤炭、矿产、房地产等领域尽情地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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